湖南寧鄉(xiāng)縣流沙河鎮(zhèn)高山村11歲的女孩莎莎,本應該讀小學五年級。兩年前被確診出艾滋病后,莎莎上學的努力遭到了其他學生家長的強烈反對,經(jīng)過一年多的反復拉鋸,莎莎還是失學了。
一個人的課堂 兜了一大圈,莎莎又回到了家里。莎莎重新回到村里后,鎮(zhèn)政府、鎮(zhèn)中心學校、赤塅完小緊急開會,提出了三種方案:第一種,送莎莎去山西臨汾的紅絲帶學校,邊上學邊治療;第二種,送莎莎去衡陽的南華大學附屬南華醫(yī)院住院治療;第三種,由赤塅完小找老師上門來教。以上三種方案涉及的費用由行政和教育部門資助。 莎莎不同意第一種,她不想離爺爺奶奶太遠;吳應秋不同意第二種,他覺得孫女的問題不是治病,而是讀書;最后,只剩下第三種方案。 解決莎莎上學的問題,落在了赤塅完小新到任的校長尹鵬波身上。早在鎮(zhèn)上一所中學當老師時,他就聽說了莎莎的事情。沒想到,最后這個“重任”落在了自己的肩上。 從今年3月開學開始,尹鵬波和另一位老師每周半天時間來給莎莎上課。尹鵬波教數(shù)學,另一位老師教語文。去了兩次之后,語文老師不愿意再去了,“我還年輕,還沒生孩子?!?/span> 尹鵬波也忐忑,他承認,和其他人一樣,他也恐艾——他盡量不在莎莎家里吃飯喝水,回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手。 尹鵬波說,讓莎莎回學校,對其他學生不公平,另一方面,又很同情莎莎。現(xiàn)在這樣,似乎是最好的辦法了。 陳凱安認為,尹校長送課上門的方式,并不是最理想的方式。最理想的狀況是讓莎莎回到校園里,和其他孩子一起上學?!白鳛榻逃姓块T,現(xiàn)在我們的做法是違法的,違反了未成年人保護法,還有國家關(guān)于艾滋病感染者合法權(quán)益保護方面的相關(guān)法律。但在目前情況下,保了一方,勢必要犧牲另一方,我們只能保大部分學生。” 這是一個社會問題 經(jīng)過這場拉鋸戰(zhàn),一些村民們承認,他們確實對艾滋病有了一些科學的認識,但還是恐懼——不敢喝莎莎家的水,吃他們家的飯,也不敢讓自己的孩子接近莎莎。“小孩子沒輕沒重,擦破了皮就會有感染的風險。”一位村民說。 赤新村的閩奶奶一直認為,送莎莎去山西的紅絲帶小學,是最好的解決辦法——能治病又能讀書,最重要的是,莎莎離得越遠,她的孫子就越安全。 直到現(xiàn)在,聽到有人提到莎莎的名字,家長們就會條件反射般地問:“這小女孩沒有再回學校了吧?”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,家長們皺著的眉頭放松,隨后,又感嘆:“這個小女孩無父無母又沒法讀書也是可憐。” 這種矛盾的心理,契合了2007年相關(guān)學者作出的研究。在針對黑龍江、河南和北京三地的582名學生的家長調(diào)查發(fā)現(xiàn),95%的受訪家長同意感染艾滋病的學生有受教育權(quán),但只有32.1%的家長同意自己的孩子與感染艾滋病的學生同班學習。 專家分析,每個人都有趨利避害的心理,歧視行為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自我保全行為,是正常的生理性排斥。 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吳尊友說,盡管我們國家的相關(guān)法律法規(guī)已經(jīng)明確說要保護艾滋病患者的就學、就醫(yī)、生活救助等各方面的合法權(quán)益,但是在執(zhí)行的過程中,還是會遇到很多主管部門不能左右的情況。 吳尊友認為,最根本的是加強艾滋病的宣傳教育,特別是在農(nóng)村地區(qū)。每個人對艾滋病的認識都需要一個過程,了解多了也就不再擔心和恐懼了。 寧鄉(xiāng)縣教育局宣傳教育科科長陳凱安說,我們也在嘗試宣傳,讓大家消除恐懼,但是這不只是教育的問題了,整個社會對艾滋病的認識還沒跟上,這是一個社會問題。送莎莎回學校還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,而且估計還會很艱難。站在法與理之間,我們也很為難。莎莎年紀還小,以后讀書的路還很長,要怎么辦,我們也很傷腦筋。 據(jù)報道,截至2015年10月底,全國報告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共計57.5萬例,死亡17.7萬人。而按吳尊友的估計,通過母嬰傳播患上艾滋病的14歲以下兒童有8000人左右。他們中的一部分仍在遭遇“上學難”的問題。 為莎莎單獨開課的新聞被媒體報道后,尹鵬波被網(wǎng)友稱為“最美校長”。 尹鵬波覺得他沒那么高尚?!拔乙膊恢牢夷軋猿侄嗑茫蛟S教完這個學期,我也堅持不住了?!?/span> 吳應秋時常對著房間里一面貼滿了兩個孫女獎狀的墻壁發(fā)呆——小學的問題算是暫時解決了,可是,初中呢,高中呢,以后呢? |